中國悠久的歷史，豐富的中國古代遺跡，導致了人們對考古形成了刻板印象，考古讓人們只聚焦在我國古代文明的中國發(fā)達，地下資源的考古豐富，遺跡遺址的中國眾多，而忽略了考古學本身的考古學習、研究方法。中國中國考古學已發(fā)展百年，考古在這百年間，中國考古人從學習中逐漸摸索出適合自己的考古研究方式方法。而中國完全有能力從一個考古資源大國轉(zhuǎn)向考古研究強國，這體現(xiàn)在考古人如何運用自己培養(yǎng)起來的研究系統(tǒng)，去研究他國的文明歷史。把國內(nèi)考古已經(jīng)成熟運用的科技手段，復制到對他國考古項目的開元體育是正規(guī)的嗎發(fā)掘中，從中驗證自己的考古學。

人類祖先是不是從東非走出來的？瑪雅文明的消失？伊朗在古代絲綢之路上的角色？大月氏究竟在哪里？這些各國文明的熱點問題，我們并不只是一個旁觀者，中國考古學是可以與世界各國考古人一起努力破解的。尤其當我們更加了解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后，才能理解為什么中國文明的連續(xù)性是如此強大，如此難得。

繼以中國歷史與考古為核心的《了不起的文明現(xiàn)場》后，三聯(lián)再度推出了《了不起的世界文明》，其中包括李零、李新偉等十位走出國門的中國考古著名學者，親臨十處世界考古第一現(xiàn)場，為讀者匯聚一幅別樣的世界考古地圖。用中國考古人的視角，破解文明的奧秘，了解世界過往的第一現(xiàn)場。

1822年，法國人商博良成功破解了羅塞塔石碑上的古埃及象形文字，這大大激發(fā)了歐洲人對埃及考古的熱情，從此誕生了一門考古新學問——埃及學。還有奧古斯特·馬里埃特建立的埃及博物館，發(fā)掘的斯芬克斯神道和神牛阿匹斯的陵墓。1817年意大利考古學家喬瓦尼·貝爾佐尼發(fā)現(xiàn)的塞提一世的陵墓；1922年，英國人霍華德·卡特在埃及帝王谷尋找了十幾年，終于發(fā)現(xiàn)了圖坦卡蒙墓，隨后英國人對這座王陵進行了科學的發(fā)掘和整理。這些世界級的考古人都曾對埃及這一古文明進行了持續(xù)多年的研究，可以說埃及學是世界考古的試金石。

中國雖然也是文明古國，但在考古上一直與埃及沒有太大的關(guān)聯(lián)。對埃及的考古研究，起初只是中國考古學者王巍的一個想法，其目的也是為了在比較中更加了解中國文明的共性與特點。這個想法直到2016年，才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的隨團訪問下有了眉目。

當時參觀埃及博物館的王巍跟使館的文化參贊提出和博物館的館長見個面，在與館長哈立德·阿納尼的溝通中王巍得知，埃及已經(jīng)有206個國際考古合作項目，主要以歐美國家為主，其中還有阿根廷、韓國、日本等國，但沒有任何一項是有中國參與。王巍當即就表示希望能夠與埃及一同合作考古項目，而埃及博物館館長也對兩個文明古國在文化考古方面的合作有了興趣。王巍回國后就開始了這方面的努力，沒過兩個月，埃及這位館長升職擔任了埃及文物部部長，在這樣的機會促成下，雙方終于開始走向真正的共同合作。聯(lián)合考古的設想，到了這一步，也變成了具體的考古項目的選擇。

考古目標的選擇，其實也是逐漸獲得別人認可的過程。起初中國考古隊更希望選擇埃及新王國時期的遺址，這樣選擇的目的，是因為這一時期大致與我國商代大體同時，這其實可以在考古對比下同時挖掘中國文明的魅力。不過埃及方面建議，希望中國考古隊研究孟圖神廟，這個項目法國人曾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做過一些研究，一些局部的發(fā)掘清理和神廟的基礎復原都已經(jīng)初見成果。這當然不是中國考古隊的理想選擇，但基于埃及方面對中國考古的認識，希望中國先從相對容易的項目入手。這其實是一種考驗，也是認識中國考古的過程，只有我們能夠充分展示中國考古的能力以及在文化方面的人才儲備，才有可能在未來發(fā)掘更重要的地區(qū)，甚至可以像歐美人那樣接觸到金字塔。

在南美洲，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李新偉帶著他的團隊，在科潘瑪雅遺址中尋找著瑪雅世界的“雅典城”。與埃及金字塔的陵墓屬性不同，瑪雅金字塔其實是神廟的地基，是整個城市的中心。在瑪雅人的觀念中：萬物都要死亡，沒有事物可以永生，永生的方法只有不斷地重生。因此，過段時間瑪雅的神廟就要被拆除，再建一個更大的地基把它封住，就這樣不斷循環(huán)不斷加高，形成了令后世震撼的瑪雅金字塔。中國考古隊員就如同剝洋蔥般，一層一層地發(fā)掘瑪雅文明的魅力，重現(xiàn)這座瑪雅世界的翡翠之都。

在非洲，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教授秦大樹領隊肯尼亞陸地考古項目，在肯尼亞尋找唐代《經(jīng)行記》中記載的摩鄰國，種種跡象表明摩鄰國可能就是今天的馬林迪，這個在9世紀就與中國建立一定關(guān)系的重要王國，有著太多的謎團值得破解。而肯尼亞沿海地區(qū)各種古代遺址中出土的中國瓷器，也能看到鄭和下西洋時期，中國和肯尼亞以及東非地區(qū)的諸多交往。尤其是在拉穆群島地區(qū)集中發(fā)現(xiàn)的中國瓷器碎片，類別包括青瓷、白瓷、青白瓷、青花瓷等，產(chǎn)地有長沙窯、越窯、定窯、繁昌窯、景德鎮(zhèn)窯等等，時間跨度從8世紀到19世紀。這些不同時期的瓷器，不光讓人們了解了中國瓷器的海外銷路，也看到了非洲大陸上這些獨立王國對于中國瓷器的需求，借此了解當時東非地區(qū)文明的發(fā)展，摒除那種非洲土著原始落后的刻板印象。

在亞洲，中國考古學家們沿著各條絲綢之路，由東向西，由近及遠地展開考古探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柴煥波帶領著團隊，向西南走入佛國孟加拉，在納提什瓦遺址中探索兩個時期疊壓在一起的寺院，展示了大乘寺院到金剛乘寺院建筑的變遷，為南亞佛教考古打造模板。

而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張良仁則帶領著中伊聯(lián)合考古隊，在納德利土丘上展開了工作。別看這只是在伊朗高原上的一座光禿禿的土丘，但這是廣泛存在于中亞、近東、南亞乃至地中海地區(qū)的一類群落，它們一般包含著多個時期的建筑，而各個時期的建筑也像疊羅漢似的，由下至上依次疊壓，這樣才形成了土丘的樣子。為了勘測發(fā)掘，張良仁還帶來了中國特有的考古工具——洛陽鏟，并且教會了伊朗考古團隊使用這種工具。大家在學習中，共同發(fā)掘伊朗的歷史遺跡，了解這些土丘坐落在古絲綢之路上，在東西方的交流中它曾起過怎樣的影響，這種影響又對這里帶來了哪些改變。這些都是中國考古走出去，帶回來的珍貴研究，將古代中國的歷史與世界銜接。

此外，還有“許昌人”頭骨化石的發(fā)現(xiàn)者、中肯現(xiàn)代人起源聯(lián)合考古隊隊長李占揚探索的“我們的祖先都是從東非走出來的嗎”；中烏聯(lián)合考古隊中方領隊王建新在烏茲別克斯坦追蹤大月氏的身世變遷；中蒙聯(lián)合考古隊中方領隊陳永志在蒙古國探尋匈奴龍城的前世今生；中沙塞林港遺址考古項目中方領隊姜波在沙特阿拉伯發(fā)掘珊瑚石墓葬；中國援助柬埔寨吳哥古跡茶膠寺保護項目總負責人劉曙光追尋研究吳哥古跡如何從廢墟中重生……十處世界考古現(xiàn)場核心其實是一個問題——中國為什么要發(fā)掘其他古老文明？這其實在書中文字間，我們可以找到些許答案。

很多時候我們認為是中國去向外探索其他文明，而從另一個視角看，只有當中國考古人可以探索、發(fā)掘更多其他文明的成果后，人們才會認識到中國在這方面的能力與經(jīng)驗，才會知道是什么樣的資源鍛煉出了這些優(yōu)秀的考古人。

這本書通過深入接觸世界文明，去親自發(fā)掘世界的文明成果，就是為了在文化上脫離自我意識，跳脫出我們豐富的歷史資源，去尋找其他的坐標。就好比我們在一座大樓中，很難向別人描述我究竟在哪兒，而當我們走出來看得更多，了解得更多后，我們可以清晰地告訴別人，這座大樓是什么形狀、什么外觀、特點是什么、周圍有什么、在這條街有什么特別、在這個城市里又是怎樣的存在。只有在這樣的摸索中，我們才能清楚中國文明究竟為何獨特。